初三毕业考不上高中要去什么学校？

今天青橄榄小编整理了初三毕业考不上高中要去什么学校？相关信息，希望在这方面能够更好帮助到大家。

本文目录一览：

• 1、初三毕业考不上高中要去什么学校？
• 2、冯乃超出生于哪里
• 3、干铎是哪里人

初三毕业考不上高中要去什么学校？

很多人想知道初中毕业该怎么办？除了继续上高中学习，我想能找到自己喜欢的职业高中，也很有前途。

学一门技术，走到哪里都可以靠自己的技能生活的更美好，生活不止读书一条路。

1.女生可以选择学习西点西餐、幼师和旅游管理，2.男生可以选择学习厨师、酒店管理和旅游管理好的技术学校主要看五个方面。1，品牌实力很重要，口碑好才是真的好2.教学质量，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3.学习氛围、同学、师生相处、学校活动、校园环境、教学设备都会影响学生的学习氛围，改变学生的学习习惯。良好的学习氛围和学习习惯能让学生更加努力学习4.专业课。选对学校选对专业选对未来好就业好有前途的热门专业技能也很重要5.就业很重要。毕竟对于父母和孩子来说，学习技能就是要有好的出路！

青橄榄

冯乃超出生于哪里

冯乃超
冯乃超，革命活动家、教育家，中国现代诗人、作家、文艺评论家和翻译家，翻译作品常用笔名冯子韬。原籍广东省南海县盐步区秀水乡,今南海市盐步镇东秀乡高村。1901年10月12日出生于日本横滨华侨家庭，是日本著名侨领、横滨兴中会主干冯镜如、冯紫珊的后裔。李书城女婿。
中文名：冯乃超
别名：冯子韬
国籍：中国
出生地：日本横滨
出生日期：1901年10月12日
逝世日期：1983年
职业：教育家，翻译家
代表作品：红纱灯，傀儡美人等
人生经历
1923年，在日本第八高等学校理科毕业后，先后就读于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社会学科，后改学美学与美术史。1926年三月开始，在《创造月刊》上发表组诗《幻想的窗》等具有象征色彩的诗歌。幼年求学期间，冯乃超在南海故乡接触到劳苦大众，并耳闻目睹辛亥革命前夕南海乡村爱国者慷慨悲歌的壮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日本的教会学校目睹了种族歧视现象，接受了富国强兵思想，开始接触中国新文化运动；大学期间，开始参与创造社活动，后成为创造社出版部日本东京分部的联络人，并参加了日本革命学生组织的马克思主义读书会和艺术研究会，开始注意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接受苏联和日本的“左”倾文艺理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毅然弃学回国参加革命工作，编辑、主编《文化批判》和《创造月刊》，成为著名文学团体创造社后期的中坚和主将。后与鲁迅等筹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起草左联《理论纲领》，并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部长。不久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党团书记，并编辑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周报》。
1928年1月发表在《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两首诗《上海》和《与街头上人》，标志其诗风从低沉到革命的转变。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秋与郑伯奇等组织中国艺术剧社，任文学部长。1930年参加筹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被推举为《理论纲领》的起草人，并任“左联”第一任党团书记兼宣传部长，次年任文化总同盟书记。1938年到郭沫若领导的政治部第三厅任职，并参加筹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后任理事兼组织部副部长。
抗日战争期间
他在周恩来同志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直接领导下筹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文协常务理事及组织组副主任，编辑《抗战文艺》；担任郭沫若主持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中共特支书记，并领导孩子剧团；又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委员、重庆国共谈判中共代表团顾问。
解放战争时期
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工委”委员、“文委”书记；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工委”委员、“文委”书记，主管香港文化和统战工作，编辑《大众文艺丛刊》；任华北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第一届政协代表，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
新中国成立后
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秘书长兼人事处处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干部处处长、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文教分党委书记、中央人事部第一任副部长兼第四局局长等职。
1950年，由于广东省情况较为复杂，叶剑英、方方同志向党中央提名冯乃超来粤工作，翌年初，经周恩来总理批准、毛泽东主席委任为中山大学副校长。尔后历任中共中山大学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高等学校委员会第一书记、中共广东省委委员、中共广东省委文教部副部长等职，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共八大代表、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第四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一第四届中国文联全国委员会委员。
1975年，冯乃超调离中山大学，任北京图书馆顾问。1983年，在北京逝世。
个人事迹
淡泊名利地位
20世纪50年代初，叶剑英向党中央打报告，要求调冯乃超到南方局工作。此事被广东省文教委员会知道后，也向党中央告急，陈述中山大学是孙中山先生手创，地处祖国南大门，靠近香港澳门，在教育界具有特殊的地位，需要一位高水平、懂知识分子工作的党内同志来担任书记，这个人非冯乃超莫属。政务院总理周恩来为此跟冯乃超谈话，说明情况，并说调到中山大学工作，等于无过而降级了，征求他本人的意见。冯乃超表示：“革命工作需要嘛，这些都无所谓。”一位非常熟悉并十分了解冯乃超的老同志说，冯乃超一生过分老实，自己是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却做着无人知晓的文化界的统战工作和组织工作；新中国成立之初，他任中央直属机关党委文教党委书记、中央人事部副部长，管高等教育部，却偏偏到中山大学去受高等教育部领导。对此，冯乃超淡淡一笑，说：“谁都希望到前台表演，后台工作谁去做？谁都愿意到中央工作，地方工作谁做？谁都想领导别人，被领导的事谁来干？只要是革命工作，为什么要去计较这些？”
冯乃超就是这样一位谦虚谨慎、淡泊名利、功成不居、埋头苦干的党的好干部。
反对特殊化
1951年2月，冯乃超到中山大学工作。来校后他就取消了自己的勤务员和专车。他到广州市开会，或坐学校的公车，或与别人合乘一辆小汽车。冯乃超说：“我又不是每天去广州市开会，这样做是实事求是嘛！”
1957年，冯乃超和夫人到国务院设在青岛的高级干部疗养院养病。刚好他们唯一的孩子从苏联回来休假，便兴冲冲到青岛去看望父母，并计划画10天的海景。刚刚画到第4天，冯乃超就要孩子第二天回北京去。冯乃超对孩子说：“目前这个疗养院的家属接待所住满了来探亲的子弟，一住就是一两个月，谁也请不走，床位无法周转，招待所为这事很为难。我是高级干部，应当自觉做榜样，你也是共产党员，想你不至于不同意吧？”孩子心里真想多留几天，也想同父母多呆几天，但父亲说得在理，孩子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父母回京。回到北京不久，孩子便收到父亲的一封信，信中提到她丢在青岛的小半瓶调色油和几十颗图钉，批评道：“这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物质财富，不是能用几个钱来衡量的。”冯乃超就是这样一位严于律己，对后代也严格要求的人民公仆的楷模。
重视人才培养重视学科建设
学校改革
中山大学在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前设有7个学院、33个学系、3个专修科、13个研究所，教授有180位，是一所文、法、理、工、农、医、师齐全，学科完备、师资力量雄厚，名副其实的综合性名牌大学。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后，中山大学这所综合性大学仅剩中文、外语、历史、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8个学系，教授也只剩85位。面对这种严峻的局面，冯乃超紧紧抓住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这两个关键不放松。冯乃超经常说：“综合大学是一个国家文化、科学的标志，它既是高级知识分子集中的地方，又是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地方，它的任务和目标主要是培养理论或基础科学方面的从事研究工作或教学工作的专门人才，师资队伍十分重要。”为此，学校实施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一是广揽人才，从华南农学院聘请了昆虫学专家蒲蛰龙教授，从华南工学院聘请了化学专家龙康侯教授，从复旦大学聘请了化学专家徐贤恭教授等一批专家教授来中山大学工作；二是为专家、学者配备助手；三是给予一些教师出国学习、进修的机会；四是改善教师的生活、工作条件；五是在教师中发展党员。在学科建设方面；在历史系设立了东南亚研究室（后改所），重点研究泰国、菲律宾等国，在当时填补了国内空白，在国外也很有名气；在中文系设立了近现代文学研究室和古文字研究室；在生物系设立昆虫研究室等。这些措施的实施，使中山大学发生了深刻变化。
努力为群众排忧解难
冯乃超是高级干部，可谓位高权重，但他平易近人，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排忧解难。历史系姚学敏讲师，因丈夫楼公凯教授在接管期间被停聘，经多次交涉无效，不得不受聘于西北大学，把儿女寄托在上海外公家，一家分散在三地，有很多的实际困难和不便。为此，姚老师找到了冯乃超，说明情况，请求审处。冯乃超听后，安慰姚老师说：“同是国家办的大学，楼教授既然可以调到西北大学去。为什么不能调回这里任教？你的问题，我看很简单，不是请楼先生回来，就是调你到西北大学去。让我请示校长，尽快解决你的问题”。后来，姚老师坚决要求调离中山大学，学校征得西北大学同意，姚老师去了西北大学任教。
1951年5月27日，冯乃超以主祭人的身份参加理学院生物系张巨伯教授的追悼大会，并撰文《悼张巨伯教授》，高度赞扬张巨伯教授是“中国昆虫学界的一位草创人”，“一位好老师，好科学家”。
冯乃超从1951年2月来中山大学工作，到1975年4月调离，在中山大学工作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他为中山大学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崇高品格，治学、治校精神，是中大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著作书目
红纱灯（诗集）1928，创造社
傀儡美人（小说、散文集）1929，上海长风书店
抚恤（短篇小说集）1929，上海沪滨书局
冯乃超文集（上集）1986，中山大学出版社
论中国文学革命（论文集）编选，1947，香港海洋书屋
毛泽东颂（诗集）编选，1948，香港海洋书屋
翻译书目
芥川龙之介集（短篇小说集）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34，中华
某傻子的一生（短篇小说集）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40，上海三通书局
河童（中篇小说）日本芥川龙之介著，1941，上海三通书局

干铎是哪里人

青橄榄(https://www.zqrqgl.com)小编还为大家带来干铎是哪里人的相关内容。

干铎
干铎是我国著名的林学家、林学教育家。他生活朴素，学识渊博，是中国当代森林经理学的开拓者之一，在吸收和引进国外森林经理学说、探索中国式的森林经理方法方面，做出了贡献。曾留学日本，主编了《森林经营规划学》等具有较高影响力的专著。
中文名：干铎
别名：干宣镛
国籍：中国
出生地：湖北广济
出生日期：1903年4月10日
逝世日期：1961年8月7日
职业：林学家，林学教育家
毕业院校：北京大学
代表作品：《森林经营规划学》，《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
生平
干铎，又名干宣镛，字震篁，湖北广济干仕垸人(今湖北武穴市)。生于1903年4月10日。父干建书，民国时代曾任最高法院推事，为政清廉，崇尚俭朴，干铎自幼受家庭影响，生活朴素，勤勉好学。1918年中学毕业后，考入湖北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攻读德语，1923年毕业后，转读于北京大学外语系。两年后考取湖北省官费留学生，东渡日本，就读于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部林学实科。三年修业期满，在日本农林省目黑林业试验场从事研究工作。1932年回国，继续在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攻读。1932年去湖北省，历任省建设厅技正、襄阳林场场长等职。1938年后，在湖北农业专科学校、中央大学等高等学校从事林业教育事业。1953年干铎任南京林学院林学系主任，1956年任副院长。1956年赴苏联考察高等林业教育和林业科学研究工作。1959—1960年从事编著工作和负责《辞海》林学类修订工作。1969年8月7日病逝于黄山。
投身林业教育
1938年在湖北襄阳沦陷前夕，干铎到鄂西恩施，湖北农业专科学校任教务主任。1941年后，历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南京林学院林学系主任、副院长等职。在林业教育这块园地里，辛勤地耕耘了20多年。言传身教，培育了许多林业建设人才。
干铎讲授过森林学、森林经理学、森林计算学、林业较利学、测树学等课程。他每开设一门课程，都写出详细讲义，每个学期都改写讲稿，补充新的内容，将自己所获得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从1951年起，他开始自学俄语，并将苏联森林经理学的教材和有关资料编译成讲义，经常备课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他常告诫学生“纸上得来终觉浅，要通过实践加深对知识的理解”。在假期，他亲自带领学生去林区实习，鼓励学生练就能翻山越岭的铁脚板和掌握野外实际操作的技能。在野外实习时，他与学生一起爬山，同吃同住。在山路行进时，学生看到他年过半百，抢着要代他背行李；他总是婉言拒绝。干铎的艰苦朴素、严于律己的作风，深深地感染着他的学生。
干铎在担任教学领导工作以后，极为关心师资的培养，不时选派青年教师去生产单位调查或兄弟院校进修。干铎熟悉德、日、英、俄四种外语，在公务繁忙中抽出时间翻译外文资料，供青年教师参考，帮助他们拓宽知识面。他翻译的民主德国W．施耐德（Schneider）所著《测树学及生长量测定法》就是其中篇幅最多的一本专著。由于完稿后来不及整理他就去世了，未能正式出版，后由教研组油印成册，供内部交流。
1956年冬，干铎赴苏联访问，回国后全面地介绍了苏联高等林业教育，以及苏联在林业中的科研选题和学术争鸣情况。
1958年教育革命时，有人提出要将林学系改名为林业系，以体现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干铎认为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在教学计划中来体现，“林业”这一名词有其广阔的内涵，林学这个学科名称不宜更改。又有人提出削减基础课的教学时间，以缩短学制。干铎不仅反对削减，还提出要加强基础课的教学，使学生有深厚的基础知识，具备较广泛的适应能力。这些见解，对今天的林业教育仍有现实意义。
1959年初，华东、华中两大区农林院校联合编写教材，干铎负责主编《森林经营规划学》。当时，在教学中使用苏联教材，往往脱离中国实际。他提出教材内容要以中国国情为依据，要能起到指导国内生产实际的作用，要以学生能接受的语言编写，使学生易于消化理解，能在工作中应用。1959年该书出版后，被林业部教育司确定为高等林业院校教学用书。
早在50年代初期，干铎就注意到发挥森林的多种效益，并于1953年，主持编制了南京紫金山第一个风景林森林经理施业案。1957年，他又提出“南京紫金山风景林调查规划”作为教研组的科研课题，为中国风景林的经理工作打下了初步基础。
“森林经理学”这一学科名称，本是袭用日本的。“经理”在中国有特定的含义，沿用这一名称，在中国不仅容易引起误解，也不能反映这一学科的内容。在分析学科性质和内容、并听取生产单位的意见后，干铎提出把森林经理学改名为“森林经营规划学”。这一名称因意见分歧，未被采纳，但干铎勇于探索的精神，仍值得后入学习。
致力林业科学研究
干铎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又能虚心地接受新事物，研究新问题。对于所承担的课题，能悉心研究，探索求新，因而取得了较高水平的成果。
干铎知识渊博，不仅对森林经理学有很深的造诣，对林学的其它分支学科也有坚实的功底。特别是对于森林经理学的专业基础学科——树木学、测树学等具有独到的见解。1941年10月，干铎由鄂人川，途经四川省万县谋道溪，见土地庙后面有一株从未见过的落叶针叶大乔木，便停下来作了观察，因时令已属深秋，未采到标本。但为以后进一步考察和对水杉这一新种的鉴定、定名提供了线索。1948年5月8日由翁文灏主持的中国水杉保存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纪录中记载：“一、发现水杉经过中央大学森林系干铎教授于民国三十年十月底由鄂入川路经人川境五里许之谋道溪见路旁有落叶大树一株，当地俗称水杉（应为“桫”字，当地土名——编者注），干氏极为注意，惜因当时树叶尽落未获标本，翌年转请万县高级农业职业学校杨龙兴氏采得枝叶标本，迄今未鉴定。”这就是后来经胡先_、郑万钧研究和鉴定，于1948年定名的水杉。
1948年4月水杉被确定为新种发表之后，干铎提出研究其生长情况的课题，遂与郝文荣、华敬灿合作，在水杉生长地水杉坝山谷20余株水杉中，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一株，进行树干解析，并将成果《水杉之树干解析》发表于1948年5月刊行的中央大学森林学研究报告上。他们计算了水杉的高度、胸径、材积生长量和生长率，又用相近纬度的杉木、柳杉解析木进行比较，三者的生长过程在相同纬度时很相似，但水杉垂直分布较高，表明水杉有较强的耐寒性和适应性。这为后来国内近20个省市和50多个国家引种水杉成功所佐证。
干铎不仅敏于观察，而且勤于思考，注意研究森林与人类活动的关系。1942年他带领学生去四川缙云山实习，住在一座寺庙中，庙内的主持请干铎给众僧讲学，他慨然允诺。讲毕回来后，学生们好奇地问他给和尚讲了些什么？他答道就是讲的“寺庙与森林”。中国有许多地方的森林和古树，是靠寺庙得以保存，而寺庙也是由于有森林和古树而得以成为名刹古寺。他联系到过去在谋道溪见到的那棵新奇的大树说，当地的老百姓就是因它古老新奇而在旁修了一座庙，那棵树因庙而保存至今，而庙则以此古树而得以传名。
干铎于30年代在湖北省建设厅农业改进所任职时，即对“龙泉码价”有所研究。后整理成《长江流域杉木市价计算法之研究》一文，发表在《林学》1943年第1卷第10期上。长江流域杉木市价采用“龙泉码价”计算，即以杉木原条的粗度、长度和缺陷的有无及大小等来评定，以“两”为单位，确定码价后，乘以“两”的时价，算出价格。论文中指出：木材价格应按木材标准，因材种而定，材积计算须以实积为单位，“龙泉码价”为篾码计算法，不能再因袭应用。随着木材商品学的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已改为按国定木材规格（后改称标准）计量。
1959年《辞海》开始修订，南京林学院负责编写林学类部分的词目，干铎担任这一分科的主编工作。他召集院内负责编写各分支学科的人员，就词目的选择、释文的撰写进行商榷和指导。1960年初稿写就后，由干铎携去上海，按照《辞海》编写的要求，即“政治性、科学性、通俗性、知识性、正面性、稳定性”，对所选词目进行增删修改，各学科之间又进行统稿。他从上海编辑《辞海》回宁时，兴高采烈地对人说：“我深切体会到我国科学文教事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突飞猛进，这是我们知识分子在解放前所梦想不到的。”上海《辞海》编辑所从报上获悉干铎教授逝世的消息后，发来唁电，感谢“他以谦虚踏实，严谨细致的工作态度，负责修订辞海林学类二稿，给我们留下难忘的印象”。干铎去世后，由马大浦等人完成他未竟的林学分科辞目的编撰任务。
1960年，南京林学院接受了林业部下达的关于研究和整理中国古代林业技术史的任务，院领导指定干铎等人主持这一工作，课题定为“中国林业科技史料初步研究”。除由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遗产研究室提供基本资料外，又参考了有关书籍200余种，动员了100多人查阅摘录资料。根据“面向生产、古为今用”的原则，就祖国林业技术遗产加以分析阐述，为当今林业建设事业服务。该项研究应用现代林业科学理论，分析和鉴别我国古代传统的林业技术，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挖掘和整理出大量鲜为人知的林业遗产。在此课题的基础上，1960年10月，由干铎主编写成《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一书，这是中国当代研究祖国林业遗产的较为完整的一本专著。可惜干铎本人未能看到该书的出版。
参加民主革命
远在青年时代，干铎受“五四”运动的熏陶，萌生了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1925—1931年留学日本期间，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夏天，中国的留日学生在日本东京银座举行反侵略的示威游行，许多留学生遭东京警视厅拘留。干铎联络其他同学前往营救，亦遭拘留一月有余。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干铎参加留日学生全体归国运动，毅然回国，在北京大学农学院继续学习，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抗日先锋队，投入抗日救亡活动。1941年他到重庆中央大学任教，与梁希、潘菽等进步教授交往甚密，尤其是与中国共产党地下党员接触并受到周恩来亲切教导后，认清形势，焕发了爱国热情，日益同情和支持革命，进而参加了“中国民主同盟”。1939年春，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在重庆《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的领导下，成立了“自然科学座谈会”，梁希、潘菽、涂长望、金善宝、谢立惠和干铎等一直坚持组织活动。为了团结更多的科学技术工作者、教育工作者，组织范围较广泛，是一个公开的科学团体。在1944年底在“自然科学座谈会”的基础上，由中国科学社、中华自然科学社、中华农学会、中国工程师学会等科学团体，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界人士，共同拟定了一个《组织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缘起》得到著名的科学家竺可桢、李四光、任鸿隽、丁燮林等及其他科学技术工作者100多人的赞成，干铎也在其中。在1945年7月1日，“中国科学工作者协会”（简称中国科协）正式成立，召开第一次理事及监事会，干铎被选为干事。
抗战胜利前夕，许德珩教授为了团结高级知识分子，召集“民主与科学座谈会”，干铎和“自然科学座谈会”主要成员参加了这一活动。抗战胜利后，该组织改名为“九三学社”以纪念抗战胜利日，进行争取民主，反对内战的斗争。
1949年春，中央大学梁希、潘菽、涂长望三位教授被邀参加全国第一次政治协商会议。干铎负责联系工作。他通过自己的家属在上海找到吴觉农，商定行动路线和方法，使三位教授于4月8日离开南京，先到上海绕道香港，于4月24日安抵北平。1949年1月，中国共产党组织发动中央大学师生组织护校，反对南迁，迎接解放。干铎被选为校务维持委员会成员之一。
南京解放后，干铎积极协助军代表负责接管工作。中央大学改名为南京大学后，被任命为校务委员会秘书长。1949年5月1日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干铎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贡献。曾担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二届常委；九三学社第三、四届中央委员，第五届中央常委、九三学社南京分社第四届主任委员等职。
1961年暑假，干铎从上海修订《辞海》回院，院领导鉴于他历年来工作繁重，身心交疲，特意安排他去黄山休养。行前他查阅了许多有关黄山的资料，准备对黄山森林进行实地勘察。在登山路上，他一边观察森林垂直分布状况，一边观赏绚丽山色，行至“蓬莱三岛”景点时，面对祖国大好山河，连声称赞“好！好！”，话音未绝，因心力衰竭，踣身在地，经抢救无效，溘然长逝。时在1961年8月7日下午3时，终年仅58岁。
干铎去世后，中共江苏省委，省人民政府举行隆重的追悼会，省市领导亲临公祭，灵堂正中摆放着周恩来总理及全国政协、“九三”中央等单位敬献的花圈，表达对这位勤于奉献的林学家的哀悼。家属按照其生前遗愿，将所遗藏书1500余册捐赠给南京林学院，将书法、字画、碑拓等文物187件捐赠给南京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作为他的最后一次奉献。
南京林学院的教师，每当带领学生去黄山实习路过“蓬莱三岛”时，总要向同学们介绍干铎的事迹。同学们听后无不沉默致哀，悼念这位已故的好教师。
简历
1903年4月10日生于湖北省广济县。
1923年毕业于湖北省立外国语专门学校。
192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农学院林学实科。
1929—1931年在日本农林省目黑林业试验场从事研究工作。
1932年从日本回国，继续在北京大学农学院就读．
1932－1941年任湖北省建设厅技正、主任，襄阳林场场长，湖北农业专科学校（后改为湖北农学院）教授兼教务主任。
1941—1949年任中央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教授。
1949年任中央大学校务维持委员会委员。
1949—1952年任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秘书长。
1953年任南京林学院林学系主任。
1956年任南京林学院副院长。
1961年8月7日?逝世于安徽黄山。
主要论著
1干锋，赵宗哲．长江流域杉木市价计算法之研究．林学，1943，1（10）．
2干铎，郝文荣，华敬灿．水杉之树干解析．国立中央大学森林学研究报告，1948（5）．
3干铎，陆兆苏，汪日荣等．森林经营规划学．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59．
4干铎主编，陈植修订，马大浦审校．中国林业技术史料初步研究．北京：农业出版社，1964．

以上，就是青橄榄小编给大家带来的初三毕业考不上高中要去什么学校？全部内容，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更多相关文章关注青橄榄：www.zqrqgl.com

免责声明：文章内容来自网络，如有侵权请及时联系删除。